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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联抗”对“野三旅”的争取工作
【信息时间:2017/7/27  阅读次数:【我要打印】【关闭】


  薛承宗的保安一旅的统战工作由新四军苏中二、四分区来做,“联抗”的主要统战对象是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陈泰运的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税警团),以及北部张星炳、胥金城的省保安三旅(野三旅)。
  关于“联抗”对李明扬、陈泰运的统战工作,已有不少知名学者作了记述研究。而关于“联抗”对“野三旅”的统战工作,偶有只言片语散见于各章中,系统成文的似乎不多见。笔者以为,客观地讲,“联抗”对“野三旅”的统战工作成效最为显著(促成其近一个团的兵力投奔新四军)。为弥补这一缺页,笔者不揣浅陋,冒昧成文,以期抛砖引玉,求方家赐教。

    一、对“野三旅”认识的转变

  据1993年版《海安县志》记载,该部原是南通地区一支地方武装,1939年初整编为江苏省保安第三旅(“野三旅”的由来)。1940年6月被李明扬、李长江整编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五纵队。同年12月,该部自封为“江苏省人民保安第三旅”。1941年3月,韩德勤收编为苏北推进第八纵队。后张星炳投靠同乡李仙洲,被编为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部苏北第七纵队,下辖两个总队,司令张星炳率第一总队驻东台七、八、九区,总司令部驻杭家堡,副司令胥金城率第二总队驻东台一、五、六区,与“联抗”地区毗邻。

  黄桥战斗中,李、陈两支部队一直保持中立,甚至在黄桥战斗前,陈泰运还将韩德勤的兵力布防调动情况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新四军,使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能从容地调兵布阵,取得以7000余人消灭顽军1.1万余人的大捷。而“野三旅”则不然,在郭村、黄桥两次战斗中,都充当了反共摩擦的急先锋。1941年春夏,在“联抗”北上整训期间,李明扬、陈泰运部落井下石,违背当初的协定,趁机占领了“联抗”防区曲塘、白米等地区,“野三旅”强占仇湖、墩头、曹庄、姚簖、周家溪、鹿汪、施家溪、周家垛等地,对南面的“联抗”根据地虎视眈眈。“联抗”从盐城回防后,根据地只剩下于庄乡、王庄乡两个小乡。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经过请示一师首长后,通过邓高庄和茅山的两次会谈,默认了李明扬、陈泰运所占的地区,集中力量讨伐北边的“野三旅”。双方在墩头至施家溪一线四五个据点杀得昏天暗地,互有伤亡。

  通过与“野三旅”的交战和谈判,新四军“联抗”不得不重新认识“野三旅”这支部队。

  首先,“野三旅”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悍,其主要将领具有较强的军事素养。司令张星炳在洛阳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过训。“八·一三”抗战后,他在南通收留淞沪战场溃散的老兵,招兵买马,渐渐将南通专署卫士连扩充为一支近万人的抗战队伍,实属不易。副司令胥金城14岁到直系军阀中当兵,淞沪抗战后退至南通,投奔张星炳,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副司令,实战经验丰富,多奇谋,在“野三旅”中有“小诸葛”之称。其次,“野三旅”虽然长期跟新四军闹摩擦,但大部分官兵不失民族气节,打鬼子打得轰轰烈烈,昭关阻击战、樊川保卫战等典型战例无不彰显其铁血男儿本色。虽说张星炳后来与胥金城所走的路不同,但坚持抗战的大节未丢(张星炳始终未投日)。再次,据地下党员郭琛反映,“野三旅”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这就给新四军“联抗”做分化瓦解工作提供了机会。

    二、对“野三旅”统战工作的顶层设置

  《新四军联抗部队(下)》朱振铎《联抗部队的历史梗概》一文记载道:“1942年,新四军靖江县长张遗到联抗,由联抗侦察参谋化装成船夫,送张遗穿过张星炳部,到胥金城部,向郭琛传达了粟裕司令员的重要指示:战斗发生,部队就起义,有三条出路:(一)向东去到三仓河找新四军一师师部;(二)向北找新四军兴化独立团团长柴荣生同志;(三)向南找联抗司令员黄逸峰。”

  这一记载承载了两条重要历史信息:(一)对“野三旅”的统战工作,特别是争取胥金城起义的工作是新四军一师师部顶层设计的,“联抗”和其他部队负责具体实施;(二)争取胥金城率部起义有两个关键人物,即张遗和郭琛。这两个人同胥金城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

  时任新四军靖江县长的张遗,原是胥金城手下的上士文书,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3月,从南通撤至掘港的胥金城在张遗家养伤,得到张遗全家很周到的照顾。时任胥金城部营政训主任的郭琛,1938年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和党失去联系。1938年,郭琛任“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民运部宣传组长。张星炳收编“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后,郭琛留在胥部任职。胥金城明知他是中共党员,却提拔他当上了营政训主任,说明胥金城并不排斥共产党。鹿汪谈判后,郭琛和黄逸峰接上组织关系,具体负责对胥部的统战工作。

  其实,争取胥金城起义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但缺少历史记载。据几个老革命讲,“联抗”北上整训时,部队牺牲、失散过半。胥金城注意收留“联抗”失散人员,计十几人。其中有3名共产党员,为首的是一名叫常巽(常巽是化名)的共产党员,任胥部某连连长。常巽曾派人跟黄逸峰联系,接上组织关系,并申请归队。黄逸峰指示他潜伏下来,到时协助做好胥部基层士兵的工作。胥金城也知道常巽的身份,但并未为难他。

  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新四军一师对“野三旅”的统战方案分为三步:第一,通过争取胥金城,达到和“野三旅”的合作抗日;第二,通过张遗、郭琛等人的说服,争取胥金城起义;第三,通过胥金城做张星炳的工作,争取张星炳率部投奔新四军。

    三、对“野三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

  张星炳在日本人、新四军、国民党之间打太极,以求自保,这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能在“野三旅”长期活动的原因之一。但张星炳封建正统思想根深蒂固,思想上倾向于国民党,对蒋介石等人比较愚忠。而胥金城出身贫穷,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几年私塾,14岁那年,因出谋帮族人打土地官司,反被当地官府通缉,一气之下投到直系军阀当兵吃粮。相比之下,做胥金城的争取工作要容易得多。只要有关键人物接近他,用阶级观念打动他,讲清正直的军人应为谁打仗的问题,应当找到相应的突破口。

  新四军一师政治部通过调阅相关人员的档案,得知张遗和郭琛与胥金城有私交,遂委派两人做信使,张遗联系粟裕,郭琛联系“联抗”黄逸峰,分头做胥金城的争取工作。

  郭琛有两个身份,一是胥部某营政训主任,一是国民政府东台五区区长。东台五区和“联抗”地区毗邻,“联抗”又是国共双方公认的中立部队,让郭琛当联系人比较方便。据朱振铎《联抗部队的历史梗概》一文记载,郭琛在“野三旅”和“联抗”之间往来频繁。“何惧同志(即薛和仲,曾任“联抗”五大队教导员)曾七次到胥金城部,和郭琛取得联系,最后一次何惧被张星炳逮捕,是胥金城跟张星炳作了斗争才释放的。”

  遵照粟裕指令,张遗也曾数次冒险到胥部做争取工作,带去粟裕的重要指令,胥金城都是热情接待,尊为上宾。

  日伪集结数千人两次“扫荡”“野三旅”防区,妄图摧垮其意志,迫其就范,投降日寇。关键时刻,粟裕电令新四军一师相邻部队随机出击,策应“野三旅”摆脱困境。此次战斗“野三旅”伤亡、散失一大半,司令张星炳仅率百余人向西投奔了李仙洲,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一总队总指挥张良才率残部千余人投降了日寇。在张遗、郭琛的帮助下,胥金城率二总队残部700余人在周家垛宣布起义,参加新四军。胥金城派郭琛到“联抗”请示,受到彭柏山、戴为然等人的热情接待。黄逸峰立即专电报告粟裕等一师首长,师部决定将胥部改编为新四军苏中军区新第七纵队,胥金城任司令员。

  胥金城起义后,遵照粟裕的指示,曾写密信给张星炳,劝其率余部投奔新四军。后叶飞、张遗、胥金城、郭琛等人亲自到江都县樊川镇张宝源银楼跟张星炳谈判,劝其投诚,遭到拒绝。后张星炳只身一人到了重庆,1949年去了台湾,退役在桃源小学教书,据说晚境凄凉,客死在加拿大。(文章有删减)

  说明:本文借鉴了夏俊山先生《海安境内的野三旅》一文的某些史料和观点,特此致谢。         

  

(周金国)

转自2017年7月27日《海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