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我离开胡集镇党委书记一职，县委调任我为海安县委史志工委主任。当时的史志工委办公室在中大街苏北临时参政会旧址旁边的几间平房里，远离县委县政府四合院办公楼，工作人员在这里办公，有山高皇帝远的意味。毋庸置疑，史志工委的工作就是坐“冷板凳”。我最初认为，到史志工委工作，要清闲多了。只是新的同事在我耳边风轻云淡地提起，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县志编修好。

我到职没过几天，就接到通知，省方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处长的张尚金要来海安，要我在办公室“亲自”接待。我依稀感到，这是省方志办听到我任职的消息，要来给我下达任务了。

张尚金处长原来是武进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任上，他在全省率先把《武进县志》高质量地修好了，省方志办把他调到省方志办担任处长，专门指导、督促全省各县市第一轮的修志工作。张处长很朴素，那天，他拎着一只包，从汽车站乘二轮车就来到了县史志工委办公室，他做事风风火火，说话火急火燎，他与我一见面就说：“听说你来史志工委工作，很高兴，很欢迎。希望你把县志的编修工作赶紧抓起来，要赶上全省的进度。根据现在的情况，海安已经在拖全省的后腿了！”张处长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昨天以前，我只知道修一部县志工程浩繁，但海安面临的“拖全省后腿”的形势，还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立即了解县志的编修进度。这项工作，省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部署了。1986年前，海安编写了《海安县志》的纲目，此后也几易其稿，请分管领导召集了全县修志工作专题会议，就第一轮修志工作进行了动员。史志工委内部人员就纲目编写任务分了工。但大部分工作似乎到此就停顿了。到1993年11月，有教育、邮电、城乡建设三个部门仍在编写部门志，商业、水利等单位在听了县政府修志动员后，也组织人员收集整理资料，后来看看面上修志工作没有了动静，这些部门的修志人员就被其他工作拉走，所集资料又散佚了。 史志工委内部人员对志稿的编撰，还都没有起笔。这个现状让我感到了压力，张处长所说的“拖后腿”是实情。县政府分管地方志工作的储有杰副县长很着急，他对我说：“我对修志工作是很重视的呀，要动员，我就开会讲话；要发文，我就催促办公室把修志文件发到全县各乡镇各部门，问题是你们自己要动起来。”储县长的话点到了症结。

这部县志是海安数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部，从无到有，筚路蓝缕，要修好是要下很大功夫的。然而修好这部志书，其意义之重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决心充分发挥史志工委人员内部潜力，团结大家抢时间，保质量，一定要把这部《海安县志》编撰好。

首先，重新修改了一稿《海安县志》的纲目，编写了新修《海安县志》的《凡例》，以两办通知的形式印成文件。

其次，经过精心准备，于1994年1月再次召开了《海安县志》编撰工作会议。这次我邀请张尚金处长再次来海安，在会上对各乡镇、各部门的供稿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请储县长代表县政府再次吹响冲锋号。会上下发了两办关于编写《海安县志》的纲目和《凡例》，并规定了各部门、各单位交志稿的时间。

第三，我加大对史志工委内部工作的督查力度，明确责任，按照原来的分工，要求各位同事抓好两件事，第一是与各自分工的乡镇或部门加强联系，督查和指导各单位初稿的撰写，帮助各单位撰稿人解决难题。第二是收到初稿后抓紧修改，有的篇目如概述、大事记、方言、人物等，初稿是由史志工委的人自己写的，则必须现在就动笔。我要求大家每周一汇报，每周都必须有新进展。几年前，史志工委的班子成员曾提出过“挂图作战”的想法，现在成为现实。

第四，为了使志稿编写的进度明晰化，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我决定，把已经成熟的单篇志稿印刷出来，成熟一篇，印出一篇。印刷成各篇的单行本，分发给县领导、相关单位以及全体工作人员，让各篇志稿的完成情况成为看得见的进度，初稿迟迟没有拿出来的分工人员则如芒在背。先印出的单篇也方便各主管单位、史志办公室分管负责人和县领导提前介入审稿。

第五，对于县各单位、乡镇提供部门志稿的人员，遇到难题，影响写稿进度的，我直接上门化解矛盾。比如，卫生局因为那段时间太忙，负责卫生志初稿撰写的是局办公室主任，局领导听说局办主任要给史志工委提供志稿，影响了打理局务工作，很是烦恼，遂对办公室主任说，你做好办公室工作，史志工委要材料，由他们自己弄。于是，我到卫生局当面与局长说明情况，请求支持，问题得到排解。另有一个局材料上不来，史志工委分工人员告诉我，具体撰稿人有写好部门志稿的能力，且占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但他认为自己在单位分房时受到不公正对待，失去了机会，因而不愿听从局领导支配。我向当事人了解情况后，就找到该局领导，结果竟使该作者如愿得到了一套住房，史志工委所需材料也按时、悉数到位。

到1994年下半年，就陆续有单篇志稿的初稿完成了。请史志工委分管负责人审稿以后，我再从头至尾阅读、修改一遍，就送印刷厂印出初稿，统一用蓝色书面纸作封面，我戏称之为“蓝皮书”。这样，我就一边催稿子，一边改稿子，同时着手搜集、挑选附录的相关内容。随着时间的推进，“蓝皮书”也越积越多。1995年10月，总共28篇志稿，连同序、目、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共200万字的《海安县志》初稿全部收齐印出。所有稿件我都阅读过，修改过，我对其中有些稿件不满意，但感到大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先暂时归拢起来再说。

接下来的要务，就是要请省、市地方志专家对《海安县志》的志稿评审，并以专家的意见为主要依据，对志稿进行修改，这是保证和提高《海安县志》质量的关键步骤。

我们在张尚金处长的指导下，根据全书纲目的顺序，把 200 万字的志稿编排、整理好，印出15套左右，分别呈送江苏省和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请专家阅读、审查。这期间，我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遇到了大学同学、《淮阴市志》的主编荀德麟，经他介绍，我们最终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作为《海安县志》的出版单位。这样，出版社的编辑也可以从文字编排、版面设计的角度提前介入了。

1995年11月，省、市地方志专家、出版社的领导齐集海安，对《海安县志》志稿进行了深入剖析、点评。在赞许海安县一年多工作成绩的同时，对志稿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修改的面广量大，比如，专家对《概述》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张处长提的意见很 “艺术”，他说，《概述》在整部志书中的位置相当重要，可以说是全书的“眼睛”，既要统揽全篇，又要文采飞扬，现在《海安县志》初稿的《概述》，有资料性，没有可读性。在座的人都听懂了，《概述》要推倒重来。

评审会结束后，《海安县志》的编修工作就进入了志稿的修改、打磨阶段。此后的工作任务全部回归到史志工委工作人员肩上。

改稿的第一步，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负责好自己原来承担的篇目，一一对照落实专家提出的意见，精心核实修改。第二步，考虑要把各篇志稿从“蓝皮书”上整体“合成”到一本大书上，就要有规范的文字和统一的格式，我提出几条，一是各人要认真推敲各篇的小序；二是所有插图（原“蓝皮书”尚没有插入）要安排到文字里面，全部到位；三是从排版美观的要求出发，各篇志稿的结尾，都要落实在双页上。我根据省里的要求和友邻县市志书款式的启示，提出10条具体标准，如特殊词汇一定要做解释，比方说“四旧”，要括注或说明什么是四旧，哪四旧；度量衡单位的表述，一律用中文，比方原文中若有“m2 ”的，统一改成“平方米”；小数点之后只保存两位数，若文字叙述需要精确的，就去掉以“万”计的小数点；所有表格的左右两侧都是“开口子”的；所有单位名称不得用简称，不加引号，等等。这些要求和标准都很具体，必须在各篇修改中全部到位。在大家进入自己的工作状态后，我集中精力补几块“大补丁”，比如构思重写《概述》、韩国钧等重要人物的传记，寻找到陈泰运的材料，请王坚等老同志补充了伪六师师长陈才福的资料，等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海安县志》基本整合成形了，专家评稿时约 200 万字，整合修改后，共180万字。

我深知，志稿马虎不得，自己是第一责任人，我请陈志宽、陈振东、徐宏江、周宏文等文字基础好的同事“分兵把守”，自己则一遍又一遍地通读、修改志稿。与此同时，谋划征集图片，搜集、甄别《附录》的内容，构思、设计封面。到1996年年底，我们把修改后的《海安县志》稿整理好，分别送省地方志办公室和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审定。

1997年年初，我们把志稿送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年6月，海安历史上第一部县志胜利诞生。

在史志工委工作是默默无闻的，与其他部门的工作相比，几乎是“悄无声息”的。然而我感觉，修撰《海安县志》那一段时间，史志工委的工作却是轰轰烈烈。我和同事们不知疲倦地催稿、写稿、改稿、统稿，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和光荣感。我们是在记录历史，我们也创造了历史。回顾这一历程，我要感谢给修志工作予以实际关心支持的领导和专家们。秦厚德县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财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果断地一次性拨足了出版县志的经费，他的爽快甚至出乎我的意料。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存玉帮助我排解了许多难题，副县长储有杰对修志工作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张尚金处长作风扎实，做事直截了当，省方志办的吉祥同志还帮助我们承担了一个篇目的撰写任务。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海安县志》出版发行工作终于没有拖全省的后腿。至今想起他们，我仍然感到非常温暖。（转载自《海安日报》；作者：吉光，原宣传部副部长、史志工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