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钧任江苏省长的具体时间是1922年农历闰五月到1925年农历四月，前后约三年。在三年省长的任上，韩国钧以其“负责之专，赴事之勇”、中庸干练的风格以及爱苏忧民的精神，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敬重。但这三年的省长，韩国钧当得很辛苦。民国初期的南京是各方军阀和政治势力的角斗场，省长处于多方矛盾交织的中心，处境维艰。齐耀林省长就是遭到省议会议员恶意弹劾被调走的，徐鼎康任江苏省长仅三个月就卸了甲。可见，民国江苏省长的宝座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弄不好就会被颠下台。韩国钧是一个既没有政治靠山，又没有军队背景的省长，能稳坐三年，是很不容易的。

　　与狼共舞的岁月

　　韩国钧刚到任时，省督军是齐燮元。陶菊隐曾经说过，民国的“省长是督军的媳妇”。韩国钧与齐燮元“搭班子”是两年半，而打交道则是三年。了解齐燮元的历史，就知道与齐共事是什么滋味。

　　齐燮元，字抚万，河北宁河人，北洋陆军武备学校毕业，与李纯同学。在北洋军队里历任排长、连长、团附等职。1916年1月任北军第六师十二旅旅长，2月，第六师师长马继登自戕，齐燮元于9月署第六师师长。时人怀疑马继登是遭齐毒杀的。1917年9月，李纯任江苏督军，齐燮元任李纯的参谋长兼江宁镇守使。1920年10月加齐为陆军上将军衔。当年10月12日，李纯在南京寓所以手枪自杀而死，遗书推荐齐燮元为江苏督军。12月，齐署江苏督军。李纯之死，当时就有人传是齐杀害的。有记载说李纯是因为家事、政事患抑郁症自杀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李纯的经历不相符。李纯毕业于军校，进入北洋军队后，一路打仗一路提拔，37岁就当到统制（师长）。李纯在作战时多次担任前敌，打仗颇为勇敢，见惯了血腥。这样的人内心是强大的，抑郁自杀一般是多愁善感的文人所为。如果说以上两次杀上司、谋其位没有成为历史定论的话，齐燮元杀吴佩孚则是铁的史实。1924年，齐燮元以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的身份，在南京发起和平统一协会，获吴佩孚支持，组成了苏、皖、赣、鄂、鲁五省联防，按理说，吴佩孚对齐燮元还是襄助了一把的。1937年，齐燮元投敌当了汉奸，任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清乡总署”的督办、治安部长等职。而吴佩孚拒任伪职，深居简出。1939年4月，齐带同日本军医二人以替吴佩孚治牙疾为名，强行登楼，伪托施手术，刀刺喉管，将吴佩孚杀害。

　　齐燮元其实就是一只恶狼，与他为同僚，有协同，必然有争执，如其不如意，就会被反咬一口，置你于死地。也就是说，韩省长与齐督军共事，弄不好就会有性命之虞。

　　与韩国钧省长因“工作关系”接触较多的还有一位叫张宗昌，曾任苏皖鲁剿匪司令。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行伍出身。早年曾投陈其美门下，再投直系，后又出关抱张作霖的大腿，成为奉系军阀头目。1925年，他假道山东，将苏督齐燮元驱走，从此与韩国钧省长“共事”。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张宗昌驻江宁，在大街上发现有姐妹俩生得漂亮，当场命人抢回府内实施了强奸。这完全是土匪、流氓、地痞，韩国钧还要与他以礼相待。韩国钧是一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真不知他恭恭敬敬地与张“讨论工作”时，心里是怎样的憋屈。

　　还有一个褚玉璞，是张宗昌的部下，张任苏皖鲁总司令时，褚是军长。褚玉璞是山东汶上县人，正宗的土匪出身。此人1912年率领数百土匪投靠张宗昌，从此发迹。韩国钧任省长时，褚也在江苏张牙舞爪，韩国钧为求稳定，有事就得与他“协商”。

　　韩国钧面对的不仅仅是各式各样的军阀，还有上下官僚的盘算、省议员的制肘、溃散兵勇的哗变和“集体上访”，等等。韩国钧晚年回忆道：“中枢解纽，军阀侵权，财政以滥用而愈亏，诛求者仍悉索无已，省长威信几于全无。又所识穷乏望恩待泽者众，无此广厦为之大庇，觖望者众，怨诽随之。”他每每自叹，再度主苏是“再入漩涡”，“磨蝎之命竟不可逃。”

　　无法无天的民国官场

　　韩国钧任省长期间，江苏一带战事不断。1924年，爆发了江浙战争，战前，韩国钧百般劝说齐燮元“不要为天下先”，齐打着哈哈应付，驱兵打败浙督卢永祥。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奉军张作霖打败直军吴佩孚，总统曹锟被禁，段棋瑞“临时执政”，下令免去苏督齐燮元之职，由韩国钧兼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不久，复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随奉军张宗昌南下，齐燮元率部进攻张部，被打败，下野去沪。长江南北被折腾得百孔千疮。韩国钧在其间苦苦支撑，收拾残局，抚绥流亡，费尽心力。他是多难时期江苏的大管家，政治上到处救火，经济上当“裱糊匠”，拆东墙，补西墙。

　　那年头，有枪就是草头王。督军依仗军权在手，飞扬跋扈，肆意侵权，根本不把行政长官放在眼里。本来，地方人事权、财政权应归行政长官的，可军阀们什么权力都要抓。1913年8月，韩国钧任江苏民政长时，刚到任，时任江苏都督的张勋已把全省的官员安排得差不多了，“六十县已委任五十四，四十八税所已委任四十五”，韩国钧查看“干部履历表”，发现无锡县知事（县长）还不满二十岁，于是与张勋协商，把这位“县长”的任命书扣下，其他的全部准予走马上任。民政长不批又能怎样？到韩国钧1922年再长江苏时，这种情况变本加厉。1924年，上海警察厅要确定一个厅长，结果，“余（韩国钧）委申振刚，卢（永祥）委陆荣篯，张（宗昌）又委常之英。”“一交涉员，余委许沅，卢委陈世光，张又委冯国勋，如此纷乱，安有民政可言。”

　　军阀对江苏的破坏是多方面的。苏南百姓养蚕收益较多，“岁收逾千万，奉军久驻吾苏，民户不克归家饲蚕，损失非常之巨。”韩国钧请刘光、杜绍棠两位中将和参议高集安往奉天（沈阳），谈妥了奉军撤离之事，不料，张宗昌开口索要四十万“开办费”，韩国钧只得四处筹集，张宗昌即便拿到钱，真正让他离开，仍费了不少周章，韩国钧叹道：“盖苏已悉索殆尽矣！”

　　这样的政治环境必然导致政权肌体的溃烂。1924年底，韩国钧兼督军已3个月，“人以为余必巨富，余亦不知富从何来？迨卸任之前，军需处请示各师旅领纸如何填写。又某师请领杂款，有人谓其数可以酌加。作官四十年，此等语皆闻所未闻。”韩国钧的这一段记叙，道出了清末官场与民国官场的不同。

　　都说晚清腐败，仿佛近代以来官场上最腐朽黑暗的时期是清末，其实不然。清朝承袭了汉民族王朝的典章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用人机制、官僚制约机制。至嘉、道、同以后，运行了二百年的国家管理机器已进入衰朽期，但其仍然以惯性向前运转，仪轨还在，大架构未散。举县令的选用为例，县令皆来自科场，大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县令必须到距离自己出生地五百里之外的县份当官。县令都是读书人，读的是孔孟学说，脑子里有“四维”“八德”，他们在官场行使权力，即便做坏事，谋私利，总还有些羞羞答答。1906年之前，大街上的混混不可能溜进官场当七品官。而民国官场就不一样了。旧制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的程序和机制还不见踪影。那些手拿枪杆子的军阀、土匪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北洋政府“势若赘疣”，控制不了各地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导致民国官场乌烟瘴气。民国官场的腐败与晚清腐败是不一样的，民国官场腐败得理直气壮，腐败得吹胡子瞪眼睛，腐败得狮子大开口。一句话，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场上无法无天。这样的环境里，韩国钧一个无背景的文人省长，其难度可知。

　　议员弹劾韩省长

　　民国初年，各省根据北洋政府公布的选举法，仿效西方议会制度的架构，成立了省议会。江苏议会成立于1913年。议员大部分不是按照民意选出的，而是花钱贿选产生的，有的议员竟公开说，“人民向我要钱自当取之于民”。1918年，部分省议员提出，要给议员加薪。钱从何来？削减教育经费。此议一出，遭到以江苏教育会为代表的社会各界的抨击。省议会也作了回击，但最终放弃了“江苏议员加费案”。但省议员对省长齐耀林不支持加费案而怀恨在心，以江苏“吏治腐败，财政紊乱”为由弹劾齐耀林，迫使齐省长辞职他调。

　　1921年，省议会大选，徐果人担任议长。期间，省议员分成正社、仁社、金陵俱乐部几个团体，其中，正社势力最大。1923年，经正社提议，省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削减十一年度教育经费和增加议会公旅费的决议。此议使各学校原来的经费都核减了，引起了学校、教育团体强烈不满。这时，省教育行政会议正在召开，省立各校长都在南京，邀请省议会教育审查员刘文辂到会谈话。刘到会后受到校长们的质问，并产生冲突，刘被第二师范校长贾丰臻、第五师范校长任诚推倒在地，碰得皮破血流。刘文辂到地检厅告状，逮捕了贾丰臻。这下闹大了，学生开始罢课，殴打议员。徐果人当晚拜访省长韩国钧、教育厅长蒋维乔。韩国钧回答：“究系何人所打，鄙人尚未明白，既已扭赴法庭，当俟法庭审明再定办法。”省议员要求韩国钧追究教师、学生“暴举”，但韩“一方面敷衍议员，一方面对五四后之学生亦苦无如何”，只是责令各校长安抚学生，以便照常上课，并力劝校长们不要辞职。

　　韩国钧与教育会的许多重要成员，如黄炎培、沈恩孚等都是好友，与张謇更是莫逆之交，况且，部分省议员“争费自肥”之举实令韩国钧不齿。他在向北洋政府的报告中，也多有为教育界转圜的话。徐果人对韩国钧的态度大为不满，公开向省长发难，并转而靠向齐燮元，企图弹劾韩国钧。

　　齐燮元与韩国钧在政务上早有分岐，如700万元公债，韩本意用于地方建设，但齐燮元挪着军费。当初，北京政府决定韩国钧任省长，齐燮元表面派副官陈廷谟到海安劝韩到宁赴任，私下却电诘曹锟、吴佩孚“是何用意”。韩国钧一直官声甚好，在江苏省长任上，风头似盖过齐督军，齐燮元当然心里不舒服。这一次，齐看到了机会，社会上也有了齐督军要罢免韩省长的传闻。1924年1月24日，徐果人与议员徐琛求见齐燮元，面谈了两个小时。4天后，徐果人等议员对韩国钧“三箭齐发”，一是以省议会的名义发出了弹劾韩国钧省长的电文，电文就是一篇“讨韩檄文”，说韩国钧“蔑视民意，蒙蔽中央，违法发行公债700万元”，“以官僚手段圆滑应付，好官自为”。在这次“议教之争”中，面对学界中人“倒行逆施，鼓动学潮，戕贼青年，恣为暴行”的行为，韩国钧“故作聋聩，不闻不问”。二是由正社议员公布了一个“议员八十五人之启事”，集中火力攻击韩国钧。三是运动部分省议员进京“倒韩”，一时间黑云压城。

　　韩国钧面对省议会的弹劾及其背后齐燮元的动作，心知肚明，他对省长这顶官帽本来就不热衷，一年前接到北京政府的任命书，他曾经犹豫再三，“千呼万唤始出来”，此时，他自然想到了辞职。

　　不料，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大哗，社会上下一致表示要挽留韩国钧。首先是33所省立学校校长联名致电齐燮元，指出“紫老德高望重，”希望齐督“晓渝大众，籍破奸谋”。学生也行动起来，认为韩省长就任以来，“政绩卓著”，“一二无耻议员竟密谋倒韩，违反民意”，通电请韩省长不要辞职，学生坚决做韩的后盾。张謇、唐文治、袁希涛等人通电，支持韩省长继续长苏，张謇的电文指出，韩紫老任省长以来励精图治，老成持重，议会弹劾韩是议教争端中的“无端涉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江苏名流们也纷纷来电声援韩省长。省议会内支持韩国钧的人也很多。不少仁社成员去电慰问韩国钧，所谓“八十五议员启事”中被署名的议员，有不少人在申报上刊登启事，表示“对启事一概不知”，“决难承认”。在南京的部分议员纷纷回家，继续参加议会活动的不足40人。徐果人想不到韩国钧民望如此之高，狼狈不堪，宣布省议会“无期休会”。齐燮元赶忙望风转舵，表态说并无罢韩省长的意图。

　　一场风波至此告一段落。

　　几个月后，省议会被迫取消削减教育经费，增加议员公旅费的决议。此后，省教育会提出要组织教育基金，争取教育经费独立，韩国钧全力支持。在“十二年度预算会”上，韩国钧“指拨省附税150万、教育行政收入12万、田亩特捐70万、货物附税30万，均为教育基金”，为江苏教育经费独立打开了通道。

　　当然，正社的议员们一直怀恨在心。江浙战争之后，江苏财政积亏三千多万元。1925年农历四月，在韩国钧卸省长任之际，有人鼓动北京政府审计院前来找省财政厅和韩国钧查账“清算”，正社诸人还组成“监视委员会”前来督查，其势汹汹。韩国钧则“此心皎皎然”，坦荡以对。

　　经三年劳顿和折腾，韩国钧对官场环境极为厌倦，他“历请辞职，至再至三，期于得请后已”。当他与新任省长郑谦交割之后，直感到一身轻松，“正如出笼之鸟，其乐无极”。韩国钧在他的《永忆录》《止叟年谱》中都记述了这时轻松愉悦的心情，这是他的真情流露。那一年，韩国钧69岁。

　　（本文参阅了谷秀青先生的《民国时期省议会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冲突》，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