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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钧艰难的省长之任
【信息时间:2017/3/31  阅读次数:【我要打印】【关闭】
纪念韩国钧先生诞辰一百六十周年
  ■吉光

  韩国钧任江苏省长的具体时间是1922年农历闰五月到1925年农历四月,前后约三年。在三年省长的任上,韩国钧以其“负责之专,赴事之勇”、中庸干练的风格以及爱苏忧民的精神,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敬重。但这三年的省长,韩国钧当得很辛苦。民国初期的南京是各方军阀和政治势力的角斗场,省长处于多方矛盾交织的中心,处境维艰。齐耀林省长就是遭到省议会议员恶意弹劾被调走的,徐鼎康任江苏省长仅三个月就卸了甲。可见,民国江苏省长的宝座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弄不好就会被颠下台。韩国钧是一个既没有政治靠山,又没有军队背景的省长,能稳坐三年,是很不容易的。

  与狼共舞的岁月

  韩国钧刚到任时,省督军是齐燮元。陶菊隐曾经说过,民国的“省长是督军的媳妇”。韩国钧与齐燮元“搭班子”是两年半,而打交道则是三年。了解齐燮元的历史,就知道与齐共事是什么滋味。

  齐燮元,字抚万,河北宁河人,北洋陆军武备学校毕业,与李纯同学。在北洋军队里历任排长、连长、团附等职。1916年1月任北军第六师十二旅旅长,2月,第六师师长马继登自戕,齐燮元于9月署第六师师长。时人怀疑马继登是遭齐毒杀的。1917年9月,李纯任江苏督军,齐燮元任李纯的参谋长兼江宁镇守使。1920年10月加齐为陆军上将军衔。当年10月12日,李纯在南京寓所以手枪自杀而死,遗书推荐齐燮元为江苏督军。12月,齐署江苏督军。李纯之死,当时就有人传是齐杀害的。有记载说李纯是因为家事、政事患抑郁症自杀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李纯的经历不相符。李纯毕业于军校,进入北洋军队后,一路打仗一路提拔,37岁就当到统制(师长)。李纯在作战时多次担任前敌,打仗颇为勇敢,见惯了血腥。这样的人内心是强大的,抑郁自杀一般是多愁善感的文人所为。如果说以上两次杀上司、谋其位没有成为历史定论的话,齐燮元杀吴佩孚则是铁的史实。1924年,齐燮元以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的身份,在南京发起和平统一协会,获吴佩孚支持,组成了苏、皖、赣、鄂、鲁五省联防,按理说,吴佩孚对齐燮元还是襄助了一把的。1937年,齐燮元投敌当了汉奸,任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清乡总署”的督办、治安部长等职。而吴佩孚拒任伪职,深居简出。1939年4月,齐带同日本军医二人以替吴佩孚治牙疾为名,强行登楼,伪托施手术,刀刺喉管,将吴佩孚杀害。

  齐燮元其实就是一只恶狼,与他为同僚,有协同,必然有争执,如其不如意,就会被反咬一口,置你于死地。也就是说,韩省长与齐督军共事,弄不好就会有性命之虞。

  与韩国钧省长因“工作关系”接触较多的还有一位叫张宗昌,曾任苏皖鲁剿匪司令。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行伍出身。早年曾投陈其美门下,再投直系,后又出关抱张作霖的大腿,成为奉系军阀头目。1925年,他假道山东,将苏督齐燮元驱走,从此与韩国钧省长“共事”。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张宗昌驻江宁,在大街上发现有姐妹俩生得漂亮,当场命人抢回府内实施了强奸。这完全是土匪、流氓、地痞,韩国钧还要与他以礼相待。韩国钧是一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真不知他恭恭敬敬地与张“讨论工作”时,心里是怎样的憋屈。

  还有一个褚玉璞,是张宗昌的部下,张任苏皖鲁总司令时,褚是军长。褚玉璞是山东汶上县人,正宗的土匪出身。此人1912年率领数百土匪投靠张宗昌,从此发迹。韩国钧任省长时,褚也在江苏张牙舞爪,韩国钧为求稳定,有事就得与他“协商”。

  韩国钧面对的不仅仅是各式各样的军阀,还有上下官僚的盘算、省议员的制肘、溃散兵勇的哗变和“集体上访”,等等。韩国钧晚年回忆道:“中枢解纽,军阀侵权,财政以滥用而愈亏,诛求者仍悉索无已,省长威信几于全无。又所识穷乏望恩待泽者众,无此广厦为之大庇,觖望者众,怨诽随之。”他每每自叹,再度主苏是“再入漩涡”,“磨蝎之命竟不可逃。”

  无法无天的民国官场

  韩国钧任省长期间,江苏一带战事不断。1924年,爆发了江浙战争,战前,韩国钧百般劝说齐燮元“不要为天下先”,齐打着哈哈应付,驱兵打败浙督卢永祥。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奉军张作霖打败直军吴佩孚,总统曹锟被禁,段棋瑞“临时执政”,下令免去苏督齐燮元之职,由韩国钧兼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不久,复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随奉军张宗昌南下,齐燮元率部进攻张部,被打败,下野去沪。长江南北被折腾得百孔千疮。韩国钧在其间苦苦支撑,收拾残局,抚绥流亡,费尽心力。他是多难时期江苏的大管家,政治上到处救火,经济上当“裱糊匠”,拆东墙,补西墙。

  那年头,有枪就是草头王。督军依仗军权在手,飞扬跋扈,肆意侵权,根本不把行政长官放在眼里。本来,地方人事权、财政权应归行政长官的,可军阀们什么权力都要抓。1913年8月,韩国钧任江苏民政长时,刚到任,时任江苏都督的张勋已把全省的官员安排得差不多了,“六十县已委任五十四,四十八税所已委任四十五”,韩国钧查看“干部履历表”,发现无锡县知事(县长)还不满二十岁,于是与张勋协商,把这位“县长”的任命书扣下,其他的全部准予走马上任。民政长不批又能怎样?到韩国钧1922年再长江苏时,这种情况变本加厉。1924年,上海警察厅要确定一个厅长,结果,“余(韩国钧)委申振刚,卢(永祥)委陆荣篯,张(宗昌)又委常之英。”“一交涉员,余委许沅,卢委陈世光,张又委冯国勋,如此纷乱,安有民政可言。”

  军阀对江苏的破坏是多方面的。苏南百姓养蚕收益较多,“岁收逾千万,奉军久驻吾苏,民户不克归家饲蚕,损失非常之巨。”韩国钧请刘光、杜绍棠两位中将和参议高集安往奉天(沈阳),谈妥了奉军撤离之事,不料,张宗昌开口索要四十万“开办费”,韩国钧只得四处筹集,张宗昌即便拿到钱,真正让他离开,仍费了不少周章,韩国钧叹道:“盖苏已悉索殆尽矣!”

  这样的政治环境必然导致政权肌体的溃烂。1924年底,韩国钧兼督军已3个月,“人以为余必巨富,余亦不知富从何来?迨卸任之前,军需处请示各师旅领纸如何填写。又某师请领杂款,有人谓其数可以酌加。作官四十年,此等语皆闻所未闻。”韩国钧的这一段记叙,道出了清末官场与民国官场的不同。

  都说晚清腐败,仿佛近代以来官场上最腐朽黑暗的时期是清末,其实不然。清朝承袭了汉民族王朝的典章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用人机制、官僚制约机制。至嘉、道、同以后,运行了二百年的国家管理机器已进入衰朽期,但其仍然以惯性向前运转,仪轨还在,大架构未散。举县令的选用为例,县令皆来自科场,大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县令必须到距离自己出生地五百里之外的县份当官。县令都是读书人,读的是孔孟学说,脑子里有“四维”“八德”,他们在官场行使权力,即便做坏事,谋私利,总还有些羞羞答答。1906年之前,大街上的混混不可能溜进官场当七品官。而民国官场就不一样了。旧制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的程序和机制还不见踪影。那些手拿枪杆子的军阀、土匪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北洋政府“势若赘疣”,控制不了各地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导致民国官场乌烟瘴气。民国官场的腐败与晚清腐败是不一样的,民国官场腐败得理直气壮,腐败得吹胡子瞪眼睛,腐败得狮子大开口。一句话,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场上无法无天。这样的环境里,韩国钧一个无背景的文人省长,其难度可知。

  议员弹劾韩省长

  民国初年,各省根据北洋政府公布的选举法,仿效西方议会制度的架构,成立了省议会。江苏议会成立于1913年。议员大部分不是按照民意选出的,而是花钱贿选产生的,有的议员竟公开说,“人民向我要钱自当取之于民”。1918年,部分省议员提出,要给议员加薪。钱从何来?削减教育经费。此议一出,遭到以江苏教育会为代表的社会各界的抨击。省议会也作了回击,但最终放弃了“江苏议员加费案”。但省议员对省长齐耀林不支持加费案而怀恨在心,以江苏“吏治腐败,财政紊乱”为由弹劾齐耀林,迫使齐省长辞职他调。

  1921年,省议会大选,徐果人担任议长。期间,省议员分成正社、仁社、金陵俱乐部几个团体,其中,正社势力最大。1923年,经正社提议,省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削减十一年度教育经费和增加议会公旅费的决议。此议使各学校原来的经费都核减了,引起了学校、教育团体强烈不满。这时,省教育行政会议正在召开,省立各校长都在南京,邀请省议会教育审查员刘文辂到会谈话。刘到会后受到校长们的质问,并产生冲突,刘被第二师范校长贾丰臻、第五师范校长任诚推倒在地,碰得皮破血流。刘文辂到地检厅告状,逮捕了贾丰臻。这下闹大了,学生开始罢课,殴打议员。徐果人当晚拜访省长韩国钧、教育厅长蒋维乔。韩国钧回答:“究系何人所打,鄙人尚未明白,既已扭赴法庭,当俟法庭审明再定办法。”省议员要求韩国钧追究教师、学生“暴举”,但韩“一方面敷衍议员,一方面对五四后之学生亦苦无如何”,只是责令各校长安抚学生,以便照常上课,并力劝校长们不要辞职。

  韩国钧与教育会的许多重要成员,如黄炎培、沈恩孚等都是好友,与张謇更是莫逆之交,况且,部分省议员“争费自肥”之举实令韩国钧不齿。他在向北洋政府的报告中,也多有为教育界转圜的话。徐果人对韩国钧的态度大为不满,公开向省长发难,并转而靠向齐燮元,企图弹劾韩国钧。

  齐燮元与韩国钧在政务上早有分岐,如700万元公债,韩本意用于地方建设,但齐燮元挪着军费。当初,北京政府决定韩国钧任省长,齐燮元表面派副官陈廷谟到海安劝韩到宁赴任,私下却电诘曹锟、吴佩孚“是何用意”。韩国钧一直官声甚好,在江苏省长任上,风头似盖过齐督军,齐燮元当然心里不舒服。这一次,齐看到了机会,社会上也有了齐督军要罢免韩省长的传闻。1924年1月24日,徐果人与议员徐琛求见齐燮元,面谈了两个小时。4天后,徐果人等议员对韩国钧“三箭齐发”,一是以省议会的名义发出了弹劾韩国钧省长的电文,电文就是一篇“讨韩檄文”,说韩国钧“蔑视民意,蒙蔽中央,违法发行公债700万元”,“以官僚手段圆滑应付,好官自为”。在这次“议教之争”中,面对学界中人“倒行逆施,鼓动学潮,戕贼青年,恣为暴行”的行为,韩国钧“故作聋聩,不闻不问”。二是由正社议员公布了一个“议员八十五人之启事”,集中火力攻击韩国钧。三是运动部分省议员进京“倒韩”,一时间黑云压城。

  韩国钧面对省议会的弹劾及其背后齐燮元的动作,心知肚明,他对省长这顶官帽本来就不热衷,一年前接到北京政府的任命书,他曾经犹豫再三,“千呼万唤始出来”,此时,他自然想到了辞职。

  不料,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大哗,社会上下一致表示要挽留韩国钧。首先是33所省立学校校长联名致电齐燮元,指出“紫老德高望重,”希望齐督“晓渝大众,籍破奸谋”。学生也行动起来,认为韩省长就任以来,“政绩卓著”,“一二无耻议员竟密谋倒韩,违反民意”,通电请韩省长不要辞职,学生坚决做韩的后盾。张謇、唐文治、袁希涛等人通电,支持韩省长继续长苏,张謇的电文指出,韩紫老任省长以来励精图治,老成持重,议会弹劾韩是议教争端中的“无端涉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江苏名流们也纷纷来电声援韩省长。省议会内支持韩国钧的人也很多。不少仁社成员去电慰问韩国钧,所谓“八十五议员启事”中被署名的议员,有不少人在申报上刊登启事,表示“对启事一概不知”,“决难承认”。在南京的部分议员纷纷回家,继续参加议会活动的不足40人。徐果人想不到韩国钧民望如此之高,狼狈不堪,宣布省议会“无期休会”。齐燮元赶忙望风转舵,表态说并无罢韩省长的意图。

  一场风波至此告一段落。

  几个月后,省议会被迫取消削减教育经费,增加议员公旅费的决议。此后,省教育会提出要组织教育基金,争取教育经费独立,韩国钧全力支持。在“十二年度预算会”上,韩国钧“指拨省附税150万、教育行政收入12万、田亩特捐70万、货物附税30万,均为教育基金”,为江苏教育经费独立打开了通道。

  当然,正社的议员们一直怀恨在心。江浙战争之后,江苏财政积亏三千多万元。1925年农历四月,在韩国钧卸省长任之际,有人鼓动北京政府审计院前来找省财政厅和韩国钧查账“清算”,正社诸人还组成“监视委员会”前来督查,其势汹汹。韩国钧则“此心皎皎然”,坦荡以对。

  经三年劳顿和折腾,韩国钧对官场环境极为厌倦,他“历请辞职,至再至三,期于得请后已”。当他与新任省长郑谦交割之后,直感到一身轻松,“正如出笼之鸟,其乐无极”。韩国钧在他的《永忆录》《止叟年谱》中都记述了这时轻松愉悦的心情,这是他的真情流露。那一年,韩国钧69岁。

  (本文参阅了谷秀青先生的《民国时期省议会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冲突》,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