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兆熊
在中国，说起《新华字典》，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要问起《新华字典》的主编者是谁，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首版《新华字典》上标注的是“新华辞书社编”。那么谁是《新华字典》的主编之人呢？他就是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新华辞书社社长、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江苏海安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
一、撰写《编辑字典计划》
中国古代称字典为字书。中国的辞书有着悠久历史。秦汉时有《尔雅》《说文解字》，明清代有《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这些字典，侧重分析字形，探讨字体源流，偏旁部首多，查找不便且疏漏之处多。20世纪以后有《王云五大词典》《实用大辞典》《国语辞典》《国音字典》《万字学生字典》，还有王云五《四角号码字典》等普及型辞书面世，但都不是大众化的，翻检困难，且检字法多，处于混乱无序状态。
早在抗战胜利初期，魏建功即萌发了全面修改中国传统字典的想法，但因1946年1月领衔赴台湾推行国语工作，诸事处于草创繁难阶段，此事一直未列入工作日程。
1948年12月，魏建功从台湾大学回到北平，面对解放区蓬蓬勃勃的新兴气象，编辑一部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字典的构想重新激起。1949年5月某日，魏建功邀请了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四位对改革传统字书有研究创见的先生到他家中商谈，几个人都认为编一部字典很有必要，不妨先编一本小的，以后再扩编一本中型的。大家兴趣很浓，决定每周星期五上午在魏建功先生家把具体问题一项一项地进行讨论。经过两个月左右的研讨，初步拟出字典编辑原则：
1.突破传统字典部首检字法，采取音序排列检字，另附部首检字，并改进部分传统部首。
2.收字数量，根据常用程度，在5000-6000之间。有些联绵词应当作一个条目出现。
3.释义原则：解释用语体，意思要明确，尽量不用互训的方法。一词多义的，可以把通常的意义列在前面，不常用的列在后面。解释的后面要举例，把常用的词语列在解释的后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成语或短句，有些需要联系语法做解释。词语的解释会涉及意义发展的问题。有些词义是由一个较早的意义引申出来的，有的是由于比喻而来的。在释义中可以注明“引申义”或“比喻义”。还有一些是由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意义，可设立“转意”的名称，此是清人讲训诂时常用的称谓。
4.字头要用楷体字，不用老铅字，以便中小学生学习字的写法，免得写出那种四不像的美术字。
5.从便于中小学生理解词义出发，有些名物应当附以插图。
根据商讨意见，魏建功执笔撰写了《编辑字典计划》，提出了“完全突破传统汉字字书框架结构，就实际语言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等十项编辑原则。魏建功还身体力行，率先试编了若干字头，以作范例。
关于字典的名称，当时商定“等将来再定”，但还是有一个字典取名的笑话。魏建功先生的寓所在北京朝阳门内东四牌楼大街，街道很宽，由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出售鱼肉蔬菜日用杂货的集市，每日上午人声喧闹，熙熙攘攘，行商坐贩，比列成行，其中有为人搬家运货的，两三个人有一辆排子车放在路边，等待主顾，名为“脚行”，如果姓王，就挂着“王记脚行”的牌子。魏建功笑道：“啊，我们五个人不就‘五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五记’好喽。”
魏建功将《编辑字典计划》寄给以出版中小学教材及语文工具书为主的上海开明书店征求意见。叶圣陶先生看后认为这个计划很好，立即复信表示开明书店可以接受出版该字典。但之后不久，叶圣陶被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主持新中国出版工作。小字典的出版工作被搁置。
二、主编《新华字典》及其参与修订
叶圣陶到出版总署上任后，决定在编审局建立一个小型直属机构新华辞书社，参照魏建功《编辑字典计划》方案，编辑出版《新华字典》，并邀请魏建功任《新华字典》主编。1950年7月，魏建功出任新华辞书社社长，以“编辑字典计划”的思路，主持编辑《新华字典》。7月27日魏建功主持召开编辑《新华字典》第一次工作会议，商讨编辑《新华字典》的相关问题。9月2日，魏建功邀请叶圣陶与辞书社工作人员座谈，就已经试写的若干字条进行讨论。
1951年1月15日，魏建功与萧家霖向叶圣陶汇报辞书社工作，为加快进度决定增加人员。1月18日，召开辞书社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商讨字典编法，叶圣陶参加讨论并作指示。会议决定字典以小学教师为对象，使其了解字义、用法与限制。对有关编辑问题逐项进行了讨论，形成共识。此次会议后，《新华字典》初稿编辑工作正式开始。魏建功既任主编，又参与编写，从凡例到一字一义的推敲审定，无不十分认真。4月16日，《新华字典》初稿第一稿完成，魏建功将所编字典部分初稿誉请数十页，送叶圣陶审阅。叶圣陶审阅后，认为：“辞书社所编字典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缺陷在于“惟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此后，又从初稿中抽选部分油印送领导、专家、中小学老师和中等文化程度的干部审读征求意见，此外还召开若干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审读意见。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魏建功组织辞书社内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拿出修改方案，进行修改。11月29日，魏建功召开辞书社社务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字典须于来年6月完稿，年底出版。
1952年初夏，《新华字典》第二稿完成。9月3日，魏建功、萧家霖与叶圣陶商谈字典稿修订问题，并再送改定之稿给叶圣陶。9月10日，叶圣陶审阅后在日记中写道：“编撰之事确亦至难，每改一次，以为无病，而他日重看，又见疵类，欲求精审，谈何容易。”
1953年2月24日，魏建功召开辞书社工作人员会议，叶圣陶到会指示：“字典应读者之需，总得为读者解决问题，虽不能尽善尽美，终当有多少优点。故余主延迟定稿之期，至六月底为止。”至6月底，《新华字典》第三稿完成。6月29日，叶圣陶到辞书社与魏建功商谈字典排版格式。7月15日，魏建功请叶圣陶修改宣传工作材料。8月28日，叶圣陶与魏建功、萧家霖商量字典检字表编排问题。12月4日，新华辞书社召开会议，《新华字典》编辑工作全部完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新华字典》收字6840个，凡70万言，第一次印刷10万册。魏建功为《新华字典》题写书名。
《新华字典》自1953年第一次出版后多次修订，魏建功总是十分关心《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亲自参加修订工作自不必说，如不参加修订也要认真撰写修订意见。
1970年，全国大部分中小学复课，周恩来总理力排把持出版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干扰，指示国务院科教组立即组织一个班子，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出版，“以应中小学生和工农兵的急需”。9月，国务院科教组从北大、社科院语言所、商务印书馆、北京市部分中小学调集50多人组成《新华字典》修订小组，魏建功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康生、张春桥要求以“突出政治”为指导思想，以路线斗争指导修订工作，进行大改。第一稿修改了5000多处。第一稿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亲自听取小组负责人汇报，审阅修订稿全部文字材料，明确表示：“字典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形而上学；小修小改，有错就改；征询群众的意见，增加印数，降低成本，赶紧出书。”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新华字典》总计修改1000多处，经过六校于1971年6月正式出版。根据周总理“拼成的字不是艺术”的指示，封面题字不再用鲁迅的字体，而改为新隶体。
1975年，全国辞书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负责修改《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由于魏建功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无暇顾及《新华字典》修订，会议决定将《新华字典》的修订任务交给北京师大。但魏建功仍心心念念、牵挂难忘，在看过《<新华字典>1976年修订方案试行草案》（征求意见稿）后，立即给北京师大修订组写了一封长信。
从这封长信，我们可以看到魏建功对《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关心，到了一丝不苟、呕心沥血的程度。
由北京师大负责修订的这一版《新华字典》直到1979年12月才出版。
三、《新华字典》的重大影响
《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已修订再版13次。其中1954年、1957年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1959年—2011年由商务印书馆修订再版11次。1998年出版的《新华字典》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和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图书奖提名奖。《新华字典》平均每年出版1000多万册，200多版次印刷，累计印刷5.67亿册，创造了世界之最，成为人类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新华字典》出版之后，以其对字、词注音的准确，释义的精当，义项取舍的合理，得到广大语言工作者的高度评价与赞扬，同时以其检字的方便、内容的通俗与实用，亦得到全国最广大的渴望提高文化知识水平的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誉为“国典”。魏建功主编的《新华字典》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少专家亲自撰文对魏建功和他主编《新华字典》予以褒奖。
魏建功的学生、曾多次参加《新华字典》修改工作的语言学家曹先擢在《魏建功先生对〈新华字典〉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
《新华字典》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新华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以前没有一部能称得上完全合格的现代汉语字典，在它之后的现代字典，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而不断改进的。
王全鑫在《新华字典（1953年版）对现代辞书编纂的影响》一文中把《新华字典》同相关的工具书作比较，发现后来出版的字、词典，尤其是语文工具书，都受到了《新华字典》（1953年版）的重要影响。他写道：
自《新华字典》问世后，由于其巨大发行量以及教育部门的大力推行，特别是《新华字典》（1959年）配合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施行，将以注音字母为序成功地改编为以汉语拼音为序后，以音序特别是按汉语拼音字母为序排列字头、词目已占据现代辞书编纂的主体……可以说《新华字典》编纂的成功对音序排列词目的编纂原则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现代辞书受其影响巨大。
中科院原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原会长、第11版《新华字典》主持人江蓝生曾说：
几十年的应用实践证明，《新华字典》的编导者和历次修订者的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打造出的这部字典是一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
足见《新华字典》巨大影响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曾把《新华字典》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文化大革命后期，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国王来中国访问。摩纳哥国王给周总理送了一套《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总理回赠的礼品是一本《新华字典（1965年版）》，成就了一个“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的时代趣闻。200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把《新华字典》等书赠给耶鲁大学，他在介绍时说：“《新华字典》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工具书。”
许多政要名人也曾说到过《新华字典》对自己成长的重要影响。
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各界青年座谈回忆亲身经历，激励青年练就过硬的本领时说：“我到农村插队以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2012年4月20日，世界读书日。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到《新华字典》对他一生的影响。他说：“很多人问过我，到现在的生命历程中，哪本书或哪个人对你影响最大？我永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书是《新华字典》，人就是我妈。没有我妈，没我；没有《新华字典》，我走不进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当中，让我从文化的意义上开始一步一步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新华字典》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魏建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大学者，精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常见的是大学问家编大辞典，而魏先生则是大学问家编小字典，并认真热情地从事每一项工作，因此使《新华字典》成为高质量的精品，在中国辞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华字典》还会不断修订再版，必将继续发挥普及与传承中华汉语言文化的功能，永远成为中国辞书出版史上的一座高峰。特别让人崇敬的是，魏建功的名字一直没有出现在《新华字典》上，总是署的“新华辞书社”之名，且从1971年修订后，连“新华辞书社”也不标署了。这是魏建功只为民、只为国、不为名、不为利美德的最好体现。让我们永远铭记《新华字典》的开山祖师魏建功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海安日报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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