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林 贲柠华

 
  他是书生，先后执教于江苏南通中学、泰国曼谷新民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和广西大学。他是军人，先后出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中将设计委员；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苏中一分区司令、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他就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社会科学家黄逸峰同志（见右图）。”

    黄逸峰，又名黄承镜，1906年7月生于江苏东台，先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公学 、复旦大学商学院等学府，1925年参加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斗争中加入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黄逸峰一生追求信仰，初心不变，留下许多跌宕起伏、曲折惊险的传奇故事。

三次入党

  黄逸峰18岁考入上海公学，后转入复旦大学商学院。1925年5月30日，上海纱厂发生“五卅惨案”，共产党员顾正红等10多名工人被反动军警枪杀，给他强烈震憾。惨案发生后，黄逸峰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资本家暴行，积极声援工人斗争。黄逸峰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成为学生运动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接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并南通特委书记。在这期间，黄逸峰两次被捕坐牢。

    1929年春天，经历了白色恐怖并在敌人的狱中受过严刑拷打的黄逸峰，刑满出狱后，抱病去上海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但左倾领导人对他不予信任。为了生活和治病，他报经组织同意，改名黄世雄，到南通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一面养病，一面调研。在这里他与时任南通县委书记刘瑞龙取得了联系，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学生与反动校长的斗争活动，被列入黑名单。1930年，“左”倾势力统治中央，给黄逸峰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黄逸峰被迫脱党，流亡外国，先是在泰国曼谷新民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后到新加坡华侨中学教授国学。1931年，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发动9·18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淞沪抗战暴发，黄逸峰毅然回到祖国。

    1940年，已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黄逸峰，衔命到苏北敌后战区工作。几经周折，他与周恩来、叶剑英取得联系，重新接受了党的指示。回到苏北泰州后，他一方面周旋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之间，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遵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总指挥的要求，组建联合抗日部队。在黄逸峰的带领下，“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一师惩日、除奸、反顽，与敌伪军进行了四年的顽强拼杀。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重新加入党组织。

    建国后的第二年，黄逸峰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正当他以满腔的革命热忱，投入火红的交通建设事业时，对一封人民来信的不当处理，而于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1956年，毛泽东又记起了黄逸峰，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华东有个黄逸峰，人家要革命，你们为什么不让他革命，只有假洋鬼子才不允许阿Q革命。”1956年12月31日，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第三次被清除出党。直到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面复查黄逸峰历史，并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了黄逸峰的党籍。1987年，中央为黄逸峰全面平反，同意恢复黄逸峰同志1941年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10月起计算。

七次被捕

  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少都坐过牢，但像黄逸峰这样坐过七次大牢的实属罕见。

    第一次被捕在上海。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年轻的黄逸峰担任分管宣传和军事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闸北市民代表会议主席。当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准备镇压上海工人，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黄逸峰以闸北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公开身份，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慷慨激昂的宣传讲话，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被国民党二师师长刘峙派短枪排押至二师司令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得到消息后，发动工人群众包围二师司令部，要求释放黄逸峰，鉴于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公开破裂，刘峙只得下令放人。

    第二次被捕在南京。1927年6月1日，中共南京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恢复党组织工作迫在眉睫。刚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派年仅21岁的黄逸峰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不料，工作开展一个多月，黄逸峰再次被捕了。9月，被取保释放。10月，黄逸峰到上海向省委报到。

    第三次被捕在故乡。1928年2月，黄逸峰受命担任中共南通特委书记。期间因叛徒出卖，在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的一次大搜捕中，黄逸峰不幸再次落入敌人魔爪。在近一年的铁窗生活后，其父黄仰塘变卖家产，花费8000元大洋，才保住了儿子的性命。黄逸蜂被判处9个月徒刑，服刑期满后才被释放。

    第四次被捕是在泰国曼谷。1932年冬，黄逸峰辗转来到泰国曼谷筹办华侨中学。当时暹罗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对华侨实施压迫政策，限制华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黄逸峰奋起反击，迫使暹罗政府就“限制政策”作出让步。然而华侨上层有人因一己私利告发了黄逸峰，致使其被捕。审讯无果，中华总商会出面，翌日将黄逸峰保释出来。

    1933年，他担任新办的华侨中学副校长，学校发展很快，很短的时间，就招纳新生600多人。黄逸峰的革新举措，使反动政府惊慌失措，他们借口“共党嫌疑”，又一次逮捕了黄逸峰。遭受了暹罗警察的毒打，后由华侨江浙会馆花钱保释出来。

    出狱后，黄逸峰联合进步华侨和教员，重新创办了南洋中学和工人夜校，并担任校长。但南洋中学办了不到半年，暹罗警察厅以进行抗日活动的罪名封闭了学校，逮捕了黄逸峰和其他两位进步教员。这是其革命生涯的第六次被捕，虽经华侨江浙会馆的疏通保释，暹罗当局还是向黄逸峰发出了“限期自由离境”的通知。

    1934年夏，黄逸峰从泰国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化名林敏考试进入了京沪、沪杭甬铁路局。黄逸峰倡议成立了车务学友会，并当选为会长。1935年春，车务学友会扩展成铁路青年社，引起了国民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中统特务逮捕了黄逸峰。在无理关押两天后，特工们将黄逸峰带到下关车站，找到了保人才释放了。但军统头子陈立夫向铁路局施加压力，黄逸峰被迫离开了铁路局。1937年春，黄逸峰离开铁路局后，应聘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同时被聘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担任该所副所长的黄逸峰遭受了残酷斗争，他被打入“牛鬼蛇神”行列，关进了“牛棚”，使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巨大摧残。直到1972年，才最后结束了牢狱生活。

书生当司令

  1937年冬，黄逸峰辞别沪江大学，来到广西桂林。经朋友介绍，被聘为广西大学会计学教授。当时的桂林，集中了不少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抗日民主的气氛空前浓厚。然而黄逸峰志不在此，他时刻思念着为党和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8年底，黄逸峰应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的邀请赴重庆商谈敌后抗战大计，深得李济深赞赏。随即以广西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委以少将设计委员。1939年夏，党政设计委员会在各地成立分会，黄逸峰升任鲁苏战区中将设计委员，被派往苏北。10月，黄逸峰考察了苏中，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联系和交流。1940的春天，黄逸峰回重庆述职，找到了周恩来，受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叶剑英将军的接见。叶剑英对黄逸峰的孤军奋战给予了鼓励，并明确“在今后的工作中，由陈毅同你单线联系”。

    1940年的苏北战场注定是新四军逞雄扬威的舞台，继郭村保卫战、新四军东进黄桥等行动后，顽固派韩德勤不顾民族大义，一手挑起的消灭苏北新四军的计划遭到彻底破灭。在黄桥决战中，新四军歼灭韩德勤主力12个团，独立六旅被歼，89军军长李守维溺亡。新四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使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对新四军既钦佩又害怕，他们担忧此后与新四军挨肩靠背，会发生摩擦。因此，希望建立一支中立部队，驻在李、陈部队和新四军之间，作为缓冲，以确保今后和平相处。经三方协商，由国民党鲁苏战区中将设计委员黄逸峰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

    1940年10月10日，由新四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鲁苏边区游击指挥部共同组建的“联抗”部队在苏北重镇曲塘正式成立，黄逸峰走马上任。1944年10月，“联抗”完成了历史任务，正式改编为新四军，黄逸峰又走上了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的岗位。

    1946年冬，中央任命黄逸峰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工作。尚未就任，组织上鉴于他熟悉铁路业务，遂将他急调关外，担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1947年初，黄逸峰走上了东北战场。他协助吕正操局长重点抓铁路的修复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东北地区接收和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9800多公里，为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秋，在辽沈战役前夕的关键时刻，黄逸峰调任新组建的铁道纵队司令员，战斗在千里铁道线上。铁道纵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黄逸峰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铁道兵部队，1949年5月，“铁纵”升格为铁道兵团，黄逸峰为政治部主任。

惹得“龙颜”大怒的“黄逸峰事件”

  1950年，黄逸峰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正当黄逸峰在交通事业上干得红红火火时，薛承凤人民来信风波触怒“龙颜”。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学校在设备、图书馆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和铺张浪费问题。对于这封读者来信，如能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便能较好地得到处理。但校方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文中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当即向兼任校长反映。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听到汇报后，态度不冷静，要校方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校方查出批评稿的作者是福建学生薛承凤，对其施加压力，勒令其退学，薛承凤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再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人民日报》将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处理。

    华东局纪委调查组进校调查后，认为黄逸峰有错误，建议给黄逸峰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检讨。这时，黄逸峰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拒绝检讨。毛泽东从华东局汇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龙颜大怒，在一份反映该事件的文件上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行政职务的严重处分。华东交通部共有9位领导干部受处分，三人被开除出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

    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黄逸峰之所以被“严打”，是斯大林向毛泽东告了黄逸峰的状。还是在东北铁路局当副局长时，一些苏联人态度骄横，以救世主自居，引起了黄逸峰等中国同志的反感。苏联驻中长铁路顾问是一个酒鬼加色鬼，他不顾社会公德，公然在公共场所调戏中国姑娘，黄逸峰曾多次顶撞这位“老大哥”，痛斥这位顾问的不轨行为，使他威风扫地。这位顾问奉调回国后，倒打一耙，告到斯大林那里，这样黄逸峰的名字就映入了斯大林的脑海。1949年底，当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拥抱时，也许是有意，又或许是无意，一句“东北的黄逸峰瞧不起苏联人”飘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从此，毛泽东记住了黄逸峰。

学者的归宿

  1978年，在胡乔木的积极举荐下，当年的“将军司令”黄逸峰，以72岁高龄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回到了教授书生的行列。上任后，他新建办公设施，招纳研究人才，化解宿舍危机，使社科院很快走上了健康运行的轨道。

    他身体力行，潜心于清朝洋务运动的研究，理论研究著述丰硕，独树一帜。他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的出版，在全国社科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80年，他带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主讲《关于旧中国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连讲两场，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和好评。9月28日，黄逸峰回到上海，应邀到交通大学讲学，正当他侃侃而论时，因情绪激动，突发中风，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1988年11月27日，黄逸峰与世长辞。上海市党政领导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赵启正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黄逸峰逝世后，骨灰安葬在海安“联抗”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