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同 王强

　　（一）

　　1984年2月10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南京人民大会堂，给江苏省的厅、局级以上和原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了38年前，新四军在1946年下半年夏秋之际，七战七捷，就是在你们江苏打起来的。把这个历史搬到今天打个比方，你们改革开放已经7年了，并走在全国的前面，这不也是七战七捷吗？江苏的同志能不能在今后的7年里，再来个七战七捷呢？”当时，与会代表的掌声经久不息。总书记的这席话，不仅是为经济建设鼓励加油，也实事求是地为“七战七捷”率先正名，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七战七捷”的参加者和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热血沸腾，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同志，立即号召江苏全党、全省人民积极响应胡耀邦同志的号召：在江苏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中，再打几个漂亮仗，夺取新的七战七捷！

　　在胡耀邦同志率先为“七战七捷”正名的启示下，1985年5月8日，江苏省委党史工委，王强、卞庸中、孙海云三位新四军老同志联名给江苏省原副省长管文蔚同志写信：“建议在七战七捷40周年之际，召开纪念大会，开会、编书、树碑、建馆。”管文蔚同志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请省委批示。”

　　中共江苏省委于1985年5月15日，在正、副书记韩培信、沈达人、顾秀莲等同志参加的办公会上，进一步研究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部署，并根据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的建议，还讨论决定，在苏中七战七捷40周年之际，开展系列纪念活动；在当年战役的指挥中心海安举行“七战七捷”40周年纪念大会；由省委会同南京军区编辑出版新四军丛书“苏中七战七捷”；树立一座“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同时，着手筹建一个纪念馆。并明确，以上活动由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具体筹备。

　　为了建好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馆，韩培信同志亲自登门，请全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东南大学齐康教授精心设计。

　　1985年11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开展系列活动之际，韩培信指示南通市委党史工委副主任徐仁祥和王强同志专程赴京，向陈丕显同志汇报请示有关出版“苏中七战七捷”和“苏中抗日斗争”两本新四军丛书，并请中央领导同志题写书名。丕显同志经过思索耐心地说：“小平同志最近工作太忙，不去影响他的精力和时间了，现在请胡耀邦同志题两本书名，十二个字转到他办公室去，要是他也没有空，还有一位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26日下午谈完以后，徐仁祥和王强又住了几天。那时耀邦同志的工作也十分繁忙，拨乱反正、经济建设……各项工作都要他运筹，说实话这两本书由他来题写书名，既是我们的愿望，但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意想不到的是，我们还未返宁，丕显同志办公室转来了耀邦同志已于12月11日，题写好的“苏中七战七捷”和“苏中抗日斗争”两本新四军丛书的书名。

　　（二）

　　1986年10月8日，原南京军区、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在海安举行隆重的“七战七捷”40周年纪念大会和“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奠基仪式，市委书记朱剑主持，省委书记韩培信同志宣读了碑文：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七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区司令汤恩伯（后为李默庵）。指挥五个整编师、十五个旅共十二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率部在苏中地区进行自卫反击。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连续七仗，仗仗胜利。歼敌五万三千余人，是谓苏中战役。当时人民解放军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这一战役为“七战七捷”。战役的主要经过：第一仗，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宣家堡泰兴战斗，我军先机制敌，歼敌三千余人；第二仗，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如（皋）南战斗，我军远道奔袭，全歼敌一个师部、一个旅及另一旅的大部，共一万余人；第三仗，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海安战斗，我军在运动防御中毙伤敌三千余人；第四仗，八月十日至十一日李堡战斗，全歼守敌援敌一个半旅，共九千余人；第五仗，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丁堰、林梓战斗，我军插入敌后全歼丁堰守敌交警总队五个大队和林梓守敌一个营共三千余人；第六仗，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邵伯战斗，我军以连续冲击和白刃格斗，血战四昼夜，歼敌二千余人；第七仗，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如（皋）黄（桥）路战斗，我军采取攻黄救邵战法，在运动中歼敌两个半旅，共一万七千余人。

　　我军参加此次战役的部队为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六师、第七纵队、第十纵队及华中军区第五旅、特务团、炮兵团共三万余人。苏中地方武装、民兵、人民群众参战和支前者有数十万人。我军伤亡一万余人。英烈战功、永垂不朽！苏中战役之所以获得大捷，主要是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参战军民同仇敌忾、勇猛顽强、以一当十、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之结果，军事指挥上的深谋远虑、机智灵活、英勇果断，亦是重要关键。战役的主要指挥员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他和谭震林同志等对战役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永垂史册。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纪念碑于1988年5月17日落成并对外开放。南京军区、江苏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省委宣传部、省党史工委、省民政厅、南通市四套班子、南通军分区、扬州市委、市政府、南通市委宣传部、南通市党史工委、南通市民政局、南通市建筑设计院以及如皋、泰兴、江都、海安等地的有关领导及社会各界代表800余人参加了活动。

　　（三）

　　1988年5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同志视察了刚刚落成的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在休息室他指出：“纪念碑设计很雄伟，很壮观，但光有一个碑还不够，必须建一个馆，把苏中战役中的文物史料陈列起来，如毛泽东的电文……”

　　1994年10月12日，由海安县委宣传部率头，在海安宾馆组织人武部、党史工委、建委、文化局、国土局、民政局等单位的领导就关于“筹建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建馆是许多新四军老同志的共同心愿，也是苏中老区人民的强烈要求。

　　1994年12月27日，王强和我将市政府257文件关于筹建“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的请示报告，分别送交南京军区、省委、省政府。当天晚上，我们到韩培信书记的住处，一进门韩书记就很高兴地与我和王强同志握手，并很关切地问：“建馆的报告好了没有？”王强同志说：“今天我和大同就是来送报告的。”韩书记高兴地点点头说：“很好很好。”接着说：“新四军老同志江渭清，还有戴为然……军区的傅奎清、孙克骥等都很关心七战七捷纪念馆筹建的事，而且中央军委12月25日，已为粟裕同志正式公开平反……。”

　　1995年4月20日，王强和我在南京参加江苏省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晚上，我们专门拜访了韩书记，他一开口就关心地问：“七战七捷纪念馆怎么样？”王强立即回答：“我们是来向书记报告的，海安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七战七捷纪念馆的筹建，已按程序正在上报。”韩书记很热情地说：“我不仅听到南京的老同志关心，也听到北京的许多新四军老领导提到七战七捷啊，你们要抓紧。”王强回答：“感谢韩书记，我们一定抓紧，回去立即向海安县委和南通市委汇报。”

　　1995年8月27日下午，韩书记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王强和我，他正在写字，主动与我们握手，非常关心地谈起了七战七捷的经费事宜，他指出：“省里要支持。你们也要去找傅政委请军区也支持一点。”王强回答：“谢谢书记，傅政委和孙副政委，他们已答应军区也要给一点。”韩书记笑着点点头说：“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接着王强转过话题说：“书记的字写得不错啊！请您给陆馆长写几个字。”韩书记谦虚地说：“我写的不好。”王强插话：“书记太客气了，他跑纪念馆也很辛苦，鼓励鼓励吧。”韩书记稍停了一下，很高兴地挥笔泼墨“业精于勤”四个大字。并很风趣地对王强说：“请摄影师给我们照个相。”

　　根据韩培信同志的关注，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顾浩同志于1996年8月16日指示：“续建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配套工程——纪念馆一事，我已听南通市及海安县的同志汇报过，并已实地看过，确属必须之举，拟同意。”

　　1997年4月21日，王强和我前往南京，将建馆情况向韩书记汇报，王强说：“跑经费、征集文物史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带着傅奎清政委的亲笔信走访慰问23集团军，受到军长王建民少将、政委张世显少将的热情接待，并无偿提供许多珍贵文物资料和解放牌汽车141一辆。”韩书记接着说：“傅政委是原23集团军的政委，你们找他找对了。”陆大同扦话说：“3月18日，我们带着江渭清同志的亲笔信，走访慰问了24集团军，军长粟戎生少将（粟裕之子）政委张鼎文少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赠送T34坦克和吉普车各一辆和部分文物史料。”韩书记听了很兴奋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建馆了没有大量的珍贵史料和革命文物是不行的。听你们说还要到北京去找些老同志、老首长还没到中央警卫3师去，征集革命文物和资料，我给你们写个条子。”还很风趣地说：“是否管用？不保证，住到江苏饭店去由他们接待。”王强很感激地说：“谢谢书记，你想得太周到了……”

　　在韩书记的热心支持下，我们先后两次住江苏饭店，为争取资金和抢救文物资料提供了方便，分别请彭冲同志签字，到财政部落实资金500万元。向时任司令员粟裕夫人楚青同志，时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之子钟德鲁、钟德苏，时任华中野战军一师三旅八团参谋长姜守仁，时任政委谭震林之女谭泾远，华中野战军时任一师一旅政治部组织科长赵汝山，华中野战军一师三旅7团连长陈应洪，华中野战军一师三旅司令部机要科吴报鸿和在政治部工作的章立人等同志，征集到一大批珍贵文物、资料……

转自2017年5月17日《海安日报》6版